元丰七年秋天，苏东坡离开庐山，前往江宁。早在庐山时，他曾写下过一首著名的诗《题西林壁》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首诗如今成为了小学课本中的经典之一。那时，苏东坡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的事件，心中充满了愤懑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初的愤怒渐渐消散，苏东坡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特别是对变法的态度。 随着逐步退出政坛，苏东坡有了更多的时间反思政治变革。他开始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这场改变北宋命运的大变革，并对王安石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此次江宁之行，正是为了拜会王安石——这位曾经的宰相。 当苏东坡的小船到达江宁时，他的随从发现一个骑驴的老道在渡口等候，并告诉苏东坡：先生，渡口有个老道，看起来像是来迎接您的。苏东坡愣了一下，江宁有些与诗词相关的道人，但他们通常都是四处游走，来无影去无踪。难道王安石亲自来迎接自己？这么一想，苏东坡立刻反应过来，赶紧匆匆下船，没有等戴上帽子，便急忙走向渡口。
随从在后面喊道：先生，别急，帽子还在船上，戴上再下去吧。 苏东坡笑着回答：没时间了，肯定是王相公来迎接我。 他匆匆下船，向老道行了一礼：劳烦王相公亲自迎接，子瞻因急忙，未能戴冠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请多包涵。 这时，那位老道也从驴背上轻盈地跳下来，笑着说道：子瞻先生说笑了，这些虚礼哪里是给我们之间的安排呢？ 这位老道竟是曾经的宰相王安石，他虽然已经隐居在江宁，但仍以道袍骑驴来迎接苏东坡，令苏东坡十分感动。
此时的苏东坡刚刚被准许调往汝州，虽然重新有了复职的希望，但仍然只是一个闲职官员；而王安石已经被罢免了宰相职务，甚至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半山园捐献作为佛寺（宋神宗亲自为其题名报宁禅寺，民间称之为半山寺），自己也隐居在秦淮河畔的小院中，过着闲适的生活。两人都不再有官场的纷扰，因此，他们可以真正放下身段，一起在钟山间游玩，品评诗词，讨论佛理，谈笑风生，快乐无比。 苏东坡在江宁停留了一个多月，临走时，他为王安石写了一首诗：骑驴渺渺入荒陂，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！这首诗表达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敬仰，也暗示了自己对于归隐生活的渴望。 王安石在苏东坡离去后感慨万分，他说：不知又要多少百年后，才能出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！ 两位伟人的相见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和解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盛大聚会。两人抛开了政见的争执，专心谈论文艺，在这次会面中，他们相互欣赏、真心佩服对方。尽管王安石比苏东坡年长16岁，但两人之间却成为了忘年之交。
这也许正是文艺的力量所在，更是心灵的力量。这两个心怀天下、品格高尚的人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朋友和知己。 尽管苏东坡一直对变法有所批评，但他从未质疑过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初衷——即通过变法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福祉。就在他们会面的一年后，元丰八年，神宗去世，哲宗继位，年号元祐。随之，旧党重新掌权，新党成员纷纷被罢免。 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四月，王安石去世。苏东坡奉命撰写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一文，在文中高度评价王安石：将有非常之大事，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。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王安石虽然去世，未能亲见自己所推行的变法彻底成功，但有了苏东坡的评述，他的功绩得到了盖棺定论，亦可安心赴九泉。 王安石在其生前曾写下《浪淘沙令》，这首词写的是商周时期的君臣风云，王朝的兴起往往是因缘巧合，犹如传奇一般。而他与宋神宗的关系，也成了后世的传奇故事。 伊吕两衰翁，历遍穷通。一为钓叟一耕佣。 这两位历史人物伊尹与吕尚，都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贤士。伊尹从弃婴到成为商朝的开国功臣，吕尚在晚年成为周文王的辅佐，建立了大周。两人都经历了艰难困苦，最终都迎来了成功的时刻。这提醒人们，即便是杰出的人物，若没有适当的时机和君主的赏识，也可能一生无所作为。
若使当时身不遇，老了英雄。 这句话的含义是，如果伊尹和吕尚未能遇到商汤和周文王，他们也许就只能在山野间终老，埋没一生的才华。作者在这里感叹，许多有才能的士人可能就因为没有被赏识，最终只能成为老了的英雄，这也是历史的遗憾。 汤武偶相逢，风虎云龙。 这句则表现了历史上君臣相遇的偶然性，一旦相遇，便能成就大事业。商汤和周武王的成功，正是得益于他们遇到了像伊尹和吕尚这样有才之人。而王安石虽然得到过宋神宗的支持，但最终未能在兴王之事中获得成功，命运的起伏让人感叹不已。 王安石的《浪淘沙令》突破了传统宋词的框架，用历史典故和深远的意义赋予了词新的境界。全词气势恢宏，表现了他如何用历史和个人经历开阔了词的内容，为后来的豪放派词人提供了深刻的启发。 春风又绿江南岸，可惜王安石已经看不到今朝盛世的明月了。 王安石在去世时未能亲眼见证他一手推动的社会变革的成果，而这一切，也成了他未曾亲历的遗憾。
